近代（1850至1950年）十位基督徒名人的人生与信仰经历，为现代基督徒做出了榜样；

虽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却都在为下层民众的福利、生活改善和内在素质提高而努力；

向你展现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配有19幅照片。

……

本书记载了1850至1950年间中国十位杰出的基督徒，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他们皆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痛苦经历和坚定的信仰经历。他们带着一颗服事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标准：成为“光”与“盐”。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早期社会改革家们提出的“光与盐”计划——属灵的复兴、道德的改革、民事机构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3-16）

毕乐思（Stacey Bieler），1994 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著有《“爱国”还是“卖国”？中国留美学生史》，与人合著《中国就在你门前》，《中国知识分子和福音》。还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项目志愿者机构的总裁。

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弗吉尼亚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教授，世华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中文和比较世界史学博士。曾经作为研究专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25 年。2003 年，因其杰出的公务活动获得公共正义中心的“领导者奖”。自1980 年起，在华盛顿地区的几所研究生院授课，并发表了若干书籍和文章。著作包括：《上帝和凯撒在中国：政教关系紧张的政策含义》，《中国与未来的挑战》。

在今天，即使有一些近现代史专家不曾忽略中美关系中友好互助的大量事实，但甚至许多知识分子也不曾注意过中美文化关系中基督教的作用，一般的国人更不知道，本书讲述的这些具有留美背景的杰出人物，其事业和贡献背后的精神动力，乃是他们真诚的基督教信仰。

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要求标准：通过美好的行为，成为这个世界中的 “光”和“盐”。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

他们的信仰，作为灵魂的神圣之锚，赋予他们勇气、力量、希望和执著，去面对挑战，并在几十年的动荡甚至恐怖中始终如一。正是信仰带给他们远见卓识和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并让他们在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中能够独树一帜。

我（容闳）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当前中国的道德堕落，并不是因为教育、文化、军事方面的思想落后，也不是因为制造业不发达，而是因为在中国个人和民族的品性中，缺乏道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必须重新启动，只有这种力量渗透到民族和个人的品性当中，国家的稳定和美好才能得到保障。

丁淑静具有政治家的才能和远见卓识，明白人性的美好都是深深根植于对上帝的爱中；她回应上帝的呼召去服务别人，将上帝的爱化为无私和良善传递出来。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新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为什么呢？

在往昔，我们所记住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古时所谓“才”，多半指“文才”）；在当今，我们所关注的同时代人，也多半是政界、商界的“大腕”和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然而，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包括日用设施、家庭关系、学校教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书报传媒、国际交往等方面，及其这些现代化生活所依赖的各种的“硬件”和“软件”，却更多地是得益于古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之外的一些人，即那些献身于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仁人志士们的努力。这些人在“1850年至1950年”间，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凭着感人的献身精神，通过艰苦的终生劳作，在那一个世纪“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许，有一些人记得容闳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归”派；有一些人记得梅贻琦的名字，因为他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校长；有一些人记得林巧稚大夫，因为她在1949年以后还很有名；还有一些人记得吴贻芳女士，因为她曾作为中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但是，我们却久已淡漠了他们，还有晏阳初、韦卓民、石美玉、范子美等人那活生生的高尚的人格，淡忘了他们在踏踏实实的大量工作中展现出来的精神生命，忘记了他们为千千万万普通的学生、农民、读者、病人、产妇、婴儿带来的巨大恩惠！

在当年，中国人不但记得中国与外国交往中的屈辱和不平，也记得其中的友好和互助；不但记得俄国沙皇夺去了我们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记得美国政府退还了清朝千万两庚子赔款；不但记得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和英法在上海的租界，也记得美国在抗战时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和“飞虎队”员的英勇战斗、“驼峰航线”上的惨烈牺牲。在本书讲述的人物故事后面，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互助的历史，而当今无数国人却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历史的这一面。在中美关系对全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明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在今天，即使有一些近现代史专家不曾忽略中美关系中友好互助的大量事实，但甚至许多知识分子也不曾注意过中美文化关系中基督教的作用，一般的国人更不知道，本书讲述的这些具有留美背景的杰出人物，其事业和贡献背后的精神动力，乃是他们真诚的基督教信仰。

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中国的普通民众谋取实实在在的福利。在中小学和大学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方面，在医疗卫生保健尤其是妇女儿童的保健方面，在工人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农民的技术辅导方面，在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出版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果。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不仅仅为下层民众的外在福利或生活改善而辛劳工作，而且更为普通国民的内在福利或素质提高而殚精竭虑。因为他们都深刻地了解，道德提升或精神文明，是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真正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直面今日的国情民情，这样一项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不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吗？

这样一项事业，当然需要种种条件的配合，然而，它最需要的乃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把亿万民众看成自己的兄弟姊妹、骨肉同胞的精神，即《论语》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圣经》教人“爱人如己”的精神；那也是在流俗腐败的环境中抵制腐蚀、抗拒不义、寻求人生真谛和历史亮光的精神，即中国贤哲所谓“众人皆浊我独清”、“朝闻道夕死可矣”和耶稣要人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精神。在今日的世风人情中，扪心自问，我们不是该从这种精神吸取营养，甚至以之革面洗心吗？

由此四端观之，这本书说的是历史，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讲的是以往的志士仁人，却有益于今日的平民百姓。所以我很希望，有幸能够识字读书的年轻“读者”，不但要读读这本书，更要深长思之，并且起而行之！

个人如何对需要帮助的中国人民有所作为？晏阳初堪称典范。在深入认识了解农村问题之后，晏阳初因地制宜地引入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大批的知识分子志愿到农村去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一系列有关晏阳初的研讨会，出版了数十种有关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和工作的书籍。1994 年，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参与了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资助的云贵高原管理项目。1995 年，该学院与广西政府合作，对位于广西东南部的横县的200 名教师、地方官员、村干部和农民进行环保、垃圾处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方面的培训。另外，河北定县一所学校的共青团每年7月都举办“晏阳初博士日”活动。2001 年，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介绍20 世纪中国杰出领袖人物的系列节目，其中就有晏阳初。

晏阳初的成就使他享有盛誉。正如威廉· 费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在1928 年授予他耶鲁荣誉硕士学位时所说的：“这个富于创业精神、精明强干、大公无私的人在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其他毕业生能够望其项背。”他还赞扬晏阳初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创见，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既无私又充满热忱”。1943 年，在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 周年的庆典上，晏阳初因其扫盲工作上的成就，和另外九人一起当选为“当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一同获此殊荣的还有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莱特（Orville Wright）、沃尔特· 迪斯尼（Walt Disney）、亨利· 福特（Henry Ford），以及约翰· 杜威（John Dewey）等人，他们一起出席了在纽约卡内基大厅举行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人们这样评价他所取得的成就：他是一名杰出的发明家，他所创作的简单、易学的识字课本为千千万万的文盲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是一名卓越的领袖，他带领中国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下到农村推广农业科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

晏阳初克服了政治、种族和地理障碍，将乡村改造的理想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本土化民众运动。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这是教授们和第一届学生（包括吴贻芳在内）所提出确立的。“厚生”的含义来自《约翰福音》第10 章10 节耶稣所说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贻芳相信并强调这段经文中服务他人之内涵，不断劝诫人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她在自己所写有关金陵女子大学的简短回忆中解释说：

吴贻芳用这种服务于人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学生，并鼓励学生们去实践服务于社区、国家、民众，特别是为中国的妇女们。

吴贻芳反复强调的服务于别人的理念，激励了许多的学生。植物学家胡秀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位杰出的校友，她曾经回忆说，金陵女子大学深化了她在农村养成的舍己为人的习惯和在教会中所受的为上帝而活的训练。对此胡秀英写道：“道德最高的境界是忘记自己，服务他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但是大家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相同的。

1850 年至1854 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 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德改革的领袖”。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5 1854 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 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 章8 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